巴士、红绿灯、早餐店的蒸汽、遛狗的老人——这些东西在她被囚禁的四十九天里一直在外面运转着。
她只是不在里面。
现在她在了。
但她知道自己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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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沿着滨海路走了一个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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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一家便利商店门口。
她进去买了一瓶水。
付钱的时候手在抖——百元钞票被柜员接过去的时候她忽然觉得这张钞票好像是从别人手里转过的,杜特助的指纹在上面。
她喝了一口水。站在便利商店门口的台阶上。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她面前。
宾士。商务车。
车门打开。
裴渊站在车里,皮鞋踩在马路牙子上。
他穿着西装——他今天应该在公司。
他在九点五十分就到了滨海路。
他的脸在上午金色的日照下很平,没有她昨晚依赖的那种柔软,也没有上次失控时的暗热。
他看着她。她在看他的时候意识到她手里攥着一瓶水。她站着没有跑。
他走过来。她没有退。
他伸出手。手心朝上,掌心摊开。不是要扣住她的后颈。是在等。
“以宁。”
他叫她的名字。不是命令。这是他第一次在她面前用这种语气叫她的名字——在商场门口、在滨海路的风里、在他用半个上午赶来找她之后。
她把水瓶攥在手里。额头上有汗。她看着他的脸。
她把手放进他的掌心里。
他握住了。
他的手指扣着她的。力度适中。他的手是温的——跟昨晚在沙发上一样的温度。她的手是凉的。在滨海路的风里站了二十分钟,手指尖是冰的。
“你怎么找到我的。”她问。
“杜特助八点二十七报告。监控调了花园和山路的。”他说。“巴士站有摄像头。路线只有一条往滨海路。”
她点头。
她应该想到的。
巴士上有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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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有摄像头。
她在这个城市里的每一步都在摄像头的覆盖范围里。
裴渊不需要追踪器——城市的监控系统就是他的追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