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的时候,候车大厅里已经人声鼎沸——扛着编织袋的民工、抱着孩子的妇女、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嘈杂的方言和广播声混成一片。
妈妈攥着车票,在我前面排队检票。
她穿着那件深灰色呢子外套,在人群里显得格外安静。
上了大巴,她坐靠窗的位置,我坐她旁边。车发动的时候,她忽然轻轻说:“明明,你爸……年轻时候,可帅了。”
我愣了一下,侧过头看她。
她看着窗外,晨光从车窗玻璃上滑过,映在她脸上,把她眼角的细纹照得分明。
她的嘴角带着一点极淡的、怀念的笑意,眼神却有些空洞,像是透过窗外飞逝的景物,看见了很远很远的从前。
“他十九岁那年,在厂里当临时工,我十五,还在念初中。”她轻轻地说,“他总爱在放学路上等着我,给我买糖葫芦。后来他出事那年,我才十八。他在里头给我写信,头一封信就写了八页纸,说他这辈子是完了,让我别等他。”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声音更轻了:“我没听他的。我十九岁那年,跟他领了证。他隔着玻璃看我,哭得跟个孩子似的,说他对不起我。我说,你别哭,等你出来,咱们好好过日子。”
大巴驶上高速公路,窗外的景物开始飞速后退。
田野、村庄、电线杆,一帧一帧地从车窗玻璃上掠过。
妈妈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事情。
我侧过头看她——她睡着的样子,眉头还是微微蹙着,睫毛在晨光里轻轻颤动。
她睡着的时候,呼吸渐渐绵长,胸口的起伏越来越深,那两团被呢子外套裹住的乳肉随着她的呼吸一鼓一落,把外套的布料撑得一紧一松,紧的时候勒出圆润的弧线,松的时候又软软地垂下去。
那外套的领口因为她靠着椅背的姿势微微松开,露出内里一截白腻的脖颈和锁骨,那道乳沟的边缘在深灰色布料的阴影里若隐若现,随着车身的颠簸轻轻晃荡。
六个小时的车程,她醒醒睡睡,睡睡醒醒。
中途停靠服务站的时候,她下了车,在洗手间里待了很久。
出来的时候,眼睛有些红,但表情是平静的。
她坐回座位上,从布袋里掏出早上蒸的馒头,掰了一半递给我:“吃吧,还热着。”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是凉的,只有中间还存着一点温热。可我还是觉得,那是这世上最好吃的馒头。
下午一点,大巴驶入省城客运站。
省城比老城大多了。
高楼、立交桥、川流不息的车辆,还有那些行色匆匆的、谁也不认识谁的陌生人。
妈妈站在客运站门口,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眼神里有一点茫然。
她掏出手机——一部老旧的直板机,屏幕都花了——翻出那纸法院通知,又看了看地址。
“XX监狱,在城北。”她说,“妈问了人,说坐公交车,换两趟。”
“打车吧。”我说。
她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一点固执:“打车贵。公交车省钱,妈问好路了。”
我没有再坚持。
她攥着那纸通知,带着我穿过客运站熙攘的人群,找到公交站台。
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穿过省城最繁华的市中心,又穿过一片老旧的居民区,最后停在一个冷清的站台上。
司机说:“到站了,往前走到头就是。”
下了车,妈妈站在原地,看着前方。
监狱。
灰白色的高墙,目测有五米高,墙顶拉着电网,墙根下种着一排光秃秃的杨树。
大门是铁制的,漆着深绿色的漆,门楣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XX省第XX监狱。
大门两侧各站着一名持枪的武警,身姿笔挺,面无表情。
高墙的顶端,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岗楼,岗楼里隐约能看见黑洞洞的枪口。
风从墙根下刮过来,带着一种生冷的、铁锈和水泥混合的气味,还有远处隐隐传来的、不知是广播还是哨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