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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告别倒计时（第3页）

妈妈站在监狱大门前，不动了。

她仰着头，看着那堵高墙，看了很久很久。

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几缕碎发飘在她脸颊上，她没有去撩。

她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却始终没有折断的芦苇。

那件深灰色呢子外套在风里微微鼓起，紧贴着她的身体，把那截纤细的腰肢和那两团沉甸甸的乳肉勾勒得格外分明——乳肉在风里轻颤，把外套的布料撑出两个饱满的弧度，那两点被冷风激得微微挺立的乳头在布料下若隐若现。

她浑然不觉，只是仰头看着那堵墙，像是在看一座墓碑。

我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没有催她。

过了很久，她轻轻开口：“十九年了。妈来过这儿很多次……每次来，都是隔着玻璃看他。”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发酸：“妈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来这儿……接他回家。”

她说完，低下头，从布袋里掏出那纸通知、身份证、结婚证——那本结婚证很旧了，红色的封皮已经褪色，边角磨得发白，可里面那行字还是清晰的：妈妈，女，与陆建华，自愿结婚。

她把它小心地放在掌心，看了几秒，然后合上，对门卫走去。

办理手续的过程很顺利——狱方显然已经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案子。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狱警，姓王，说话慢条斯理的，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他先是例行公事地核对身份、检查证件，然后语气放软了一些：“妈妈同志，请节哀。陆建华同志走得很安详，临终前……情绪很平静。”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他的遗物清单，请核对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在这里签字。”

遗物清单。

一张A4纸，打印的铅字，列着一行行冰冷的东西：囚服一套、布鞋一双、搪瓷缸一个、毛巾一条、牙刷一支、信纸一沓、圆珠笔一支、……、骨灰盒一只（已由殡仪馆密封）。

妈妈盯着那张清单，看了很久。她的手指按在纸上，指腹缓缓滑过那行“信纸一沓”，停住了。

“他……还在写信？”她的声音有点抖。

王狱警沉默了一下，说：“是的。陆建华同志入狱以来，一直保持写信的习惯。去年他病情加重之后，也还在写。他说……怕哪天不写了，家里人会担心。”

他说着，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沓信纸：“这是最后几个月写的，还没来得及寄出去。我们检查过了，没有违禁内容，按规矩可以交给家属。”

妈妈接过那个塑料袋，指尖颤抖着，却没有打开。

她只是把它紧紧攥在手里，攥得指节泛白，然后弯起嘴角，露出一个很淡很淡的笑：“……他还写。他还写就好。”

王狱警领着我们穿过一道又一道铁门。

铁门一重一重地在身后合拢，发出沉重的“哐当”声，回声在走廊里荡开。

走廊很长，两侧是灰白色的墙壁，头顶是惨白的日光灯。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铁锈和某种说不清的潮湿气味。

妈妈走在我前面，脚步很稳，背挺得很直，只有我注意到，她攥着旅行袋带子的手指，指节已经泛白。

那件呢子外套在惨白的灯光下泛着暗沉的光，紧紧裹着她的身体，把她丰腴的曲线勾勒得格外分明——胸前的两团乳肉随着她走路的动作微微晃动，把外套的布料撑得一鼓一落，乳肉的形状在布料的包裹下若隐若现，那两点被凉气激得微微挺立的乳头在布料下顶出两个小小的凸起。

她浑然不觉，只是稳稳地走着，像一个赴刑场的烈士，又像一个接丈夫回家的妻子。

最后，我们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简单的房间。窗明几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红布包裹的方盒子。

骨灰盒。

狱方把爸爸的骨灰盒装在一个红布袋子里，系着红绳，放在桌上。布袋上印着“奠”字，烫金的，在惨白的日光灯下泛着暗沉的光。

妈妈站在桌前，看着那个红布包裹，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我听见她的呼吸变轻了，又变重了，像是深吸了一口气，又像是把什么东西咽了回去。

她伸出手，指尖触到红布的表面，轻轻抚了一下。

那动作那么轻，那么小心，像是在抚摸一个睡着了的人，怕把他吵醒。

“建国。”她轻轻开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来接你回家了。”

她说着，把红布包裹抱了起来，搂在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