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听说我每天去武英殿摔跤的第一反应,可能只是觉得这个少年皇帝贪玩而已。
四月的午后,一群半大孩子在沙地上滚来滚去,你摔我我摔你,摔伤了就涂药膏。
所以她的温柔是基于一个虚假的前提。
她以为她在心疼一个贪玩的少年,其实她在心疼一个正在准备杀人的皇帝。
她以为自己在龙榻上偶遇了一个摔得一身伤的皇帝,其实她在陪一个即将把所有东西都押上赌桌的人。
她知道得越少,她给出的温柔就越真;而我知道得越多,我在她的温柔里就越不配得到这一切。
因为她在摸到旧伤时把手移开了。
在摸到淤青时把动作变轻了。
在蹭上药膏时笑了一下。
这些反应都是真实的——没有预谋、没有剧本、没有教引嬷嬷的反复排练。
她是无预谋地被触碰,也是无预谋地触碰了回来。
但她的真实建立在一个我瞒了她的事情上,而这个被瞒的事情——擒鳌拜——足以改变整个大清帝国的走向,也足以改变她个人对我的所有认知。
如果她知道我每天在武英殿不是在玩,而是在准备杀一个人,她还会用那么轻的力道碰我吗。
如果她知道我背上的淤青不是嬉戏时摔的,而是为了在政变中拥有亲自制服一个两百多斤的武将所需要的力量——她还会搂住我的背吗。
我不知道。
但我一个人躺在那里,默默做了某种日后始终没对她说起过的决定:有一天,等所有事情都过去,如果我还记得她,我会让她知道。
不是用嘴说。
是把淤青的来源告诉她。
让她知道那年四月的干清宫里,她碰到的不是一个贪玩的孩子,而是一个正在把他一生最重大的棋局布置到战场上的人。
也许到那时候,她的手臂上还能再沾一次药膏。
不同的是,她会知道她为什么要保护我。
后来没有后来了。
康熙八年五月,擒鳌拜。
六月,事情全部结束,朝堂换了一批人,鳌拜余党被清洗,索额图升了位置。
整个夏天我都在处理政务,批折子,调换九门防卫,安置布库少年的封赏。
董氏被翻过几次牌子,每次都还是在干清宫。
每次她躺下之前都会先看一眼我的胸口、后背——看有没有新的淤青。
有那么两次她确实看到了新伤,依然没有问,依然把手指只放在完整的好皮肤上。
她的身体还是那样温热的。
搂住我背时手臂还是那样轻轻地贴着。
但康熙八年的那个春天过后,我的实战训练其实已经结束了。
擒鳌拜之后我不再每天去武英殿摔跤,身上的淤青慢慢退干净,背上只剩左肩那块旧伤的疤。
董氏后来大概也渐渐忘了药膏蹭在手臂上是什么感觉——她本来就不是会主动提这些事的人。
康熙九年她生下了皇二女。
敬事房送来喜报时,我正坐在干清宫批三藩的军饷折子。
生了女儿,母女平安。
内务府请晋她为常在。
我在请封折子上批了一个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