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她在算账。
她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每一个可能的后果都在她脑子里过一遍。
她算完,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她是个聪明人,聪明人算账快。
我等了大概十秒。
“……侧门?”
“侧门。十分钟。”
我挂了电话。
我从旅馆出来,绕到小区侧门对面的巷子里,站在阴影中。
路灯的光照不到我,但我能看到那个门。
北京的冬夜冷得刺骨,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我脸疼。
我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最上面,帽子戴上,手插进口袋。
口袋里放着手机,还有昨晚从酒店拿的几张纸巾。
没别的了。
等了大概七八分钟,侧门的锁咔哒响了一下。
门开了一条缝,她闪身出来。
她穿着黑色羽绒服,戴着帽子和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她左右张望了一下,没看到人。
她以为我会站在路灯下等她,像昨晚那样。
我不在。
她从侧门走出来两步,停下来,又张望了一下。
我从阴影里走出来。
脚步很轻,但她还是听到了。
她转过身,看到我。
她的眼睛露在口罩外面,瞳孔里有恐惧,有不甘,有恨。
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那双眼红红的,像哭过很久。
三秒。我盯着她的眼睛,在心里默念:“回答我的问题,不许撒谎,不许隐瞒。”
她的瞳孔散了一下,身体松了下来。指令生效。她的意识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在被控制,她心里在尖叫,但她的嘴会说实话。
“你白天有没有出门?”我问。
“没有。”
“有没有见任何人?”
“没有。我把助理打发走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说我身体不舒服,想一个人待着。”
“她信了?”
“信了。她没多问。”
“刘恺威有没有打电话给你?”
“……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