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舒服。”小娥说,低着头,把毛巾拧干,搭在盆沿上。
“哪儿不舒服?”
“就是……不太得劲。”
婆婆撇了撇嘴,没有追问。她端着簸箕走到院子里,把红薯片一片一片地摊在竹席上晒。
“多洗洗也好,”她说,语气跟平时一样,带着一点不咸不淡的嘲讽,“女人嘛,干干净净的。”
小娥端着盆站在院子中间,盆里的水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
婆婆的话像一根针,不粗,扎进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感觉,但扎进去以后留在肉里,每动一下就隐隐地疼。
她什么也没说,端着盆进了屋,把门关上了。
她不知道婆婆有没有在看她。但她感觉得到那道目光,从厨房门口射过来,落在她的后背上,不冷不热的,像是在看一件东西。
那天下午,小娥没有出门。
她坐在床沿上,把赵永强留在家里的衣服从柜子里翻了出来。
一件蓝布工装,一条灰裤子,两件汗衫,都洗得干干净净的,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柜子最底层。
她把这些衣服摊在膝盖上,一件一件地摸。
工装的袖口磨破了,她去年用蓝线补过,针脚歪歪扭扭的,赵永强从来没嫌过。
她记得他穿这件工装的样子——袖子挽到胳膊肘,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里面洗得发黄的汗衫。
他在院子里劈柴的时候,后背的衣服被汗浸湿了,贴在肩胛骨上。
她把工装举到鼻子跟前,闻了一下。没有他的味道了。两年的时间,樟脑球和洗衣粉的味道盖过了一切。
衣服上只剩下柜子里那股沉闷的、干燥的气味,像是放了很久的旧报纸。她把手插进衣服口袋里,摸到一个小东西。
掏出来一看,是一颗扣子。工装上掉下来的扣子,赵永强把它揣在口袋里,大概是想着回来让她缝。但他回来的时候忘了,她也没想起来。
她把扣子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扣子硌得手心生疼。
天黑的时候,婆婆在厨房里热饭。小娥走进去,帮她摆碗筷。两个人坐在厨房的小方桌前,一人端着一碗棒子面粥,中间摆着一碟咸菜。
婆婆喝粥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响,吸溜吸溜的,每一口都喝得很扎实。
吃到一半,婆婆忽然放下碗,看着她。
“你是不是发烧了?”
“没有。”
“脸色不好。”
“热的。”
婆婆没有再说下去。她把碗里最后一口粥喝干净,站起来把碗放进水槽里,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哗哗地冲了两下。
“明天你要是不好,就去陈医生那儿看看。别扛着。扛出大病来花的钱更多。”她说完就出了厨房,走到院子里去收晒了一天的红薯片。
小娥坐在桌边,把碗里的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粥已经凉了,喝到嘴里寡淡无味。
天完全黑了以后,村口小卖部的马大勇跑过来拍门。
“赵家的!赵家的!电话!”
小娥放下手里的针线,披了件褂子就往村口跑。电话是赵永强打来的。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小卖部门口的时候差点绊了一跤。
马大勇指了指柜台上的话筒,话筒搁在一边,电话线从柜台上垂下来,晃晃悠悠的。
小娥拿起话筒,贴在耳朵上。“喂?”
“是我。”赵永强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中间夹着一层电流的沙沙声,像是隔着一道很宽很宽的河。
他的声音很闷,闷里头带着一股疲惫。
“你还好不?”
“还好。”小娥说。
“钱收到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