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够一个孩子学会走路说话,够一茬庄稼收了又种,够一个女人的心从热变冷、又从不冷不热变成另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温度。
秀莲的病早就好了。第四个疗程做完以后,陈继先跟她说,炎症已经完全消了,以后注意卫生,定期用草药洗洗就行。
她当时点了点头,接过方子,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身上少了什么,是心里少了什么。
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道帘子,帘子静静地垂着,跟往常一样。
她推开门的时侯想,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来了。
然后她走到巷子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她站在那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过了不到半个月,她又来了。
这次不是来看病的——她是来送鸡蛋的。
家里的芦花鸡下了双黄蛋,她攒了十个,用稻草裹着装进篮子里,拎到诊所来。
她说陈医生治好了她的病,没什么好谢的,几个鸡蛋表表心意。陈继先推让了两下,收下了。
她坐在方凳上跟他聊了会儿天,说今年的枣树挂果比去年多,说王德福又换了条新路线跑东北,说大儿子期中考试数学考了全班第三。
陈继先一边整理药柜一边听着,时不时应两句。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红扑扑的,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他。
后来她隔三差五就来。
有时候是送点东西——一把青菜,几个刚出锅的玉米饼子,一双自己纳的鞋垫。
有时候什么都不送,就是路过,进来坐坐。
陈继先闲的时候跟她多聊几句,忙的时候她就坐在方凳上安安静静地等着,等最后一个病人走了,她才站起来说话。
她跟他说话的语气越来越随便了,不像病人对医生,倒像是……她也说不清像什么。她只是觉得,在这个男人面前,她不用低着头。
从那以后,她来的频率逐渐固定下来——每周一次,通常是周三下午,这时候村里人少,大槐树下的婶子们都在午睡,巷子里没什么人走动。
她会带点东西,他也会给她做点“调理”。
他们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奇特的相处模式。
在公开场合,她叫“陈医生”,他叫“秀莲嫂”,两个人维持着病患和医生的距离,礼貌、客气、挑不出任何毛病。
只有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叫她“秀莲”,语气是随意而亲昵的,像在叫一个相识多年的熟人。
而她叫他“继先哥”——这个称呼是她有次脱口而出的,说完以后脸红了半天,但他没纠正她。
从那次起她就一直这么叫了。
只有在帘子后面,在她闭着眼睛咬着嘴唇的时侯,他偶尔会低声叫她“莲”。
这一个字,比任何动作都更让她浑身发软。
他们之间从不谈“那件事”。
这是他们共同的默契。
她问他的永远是“我最近气色怎么样”,“这个方子比上次的苦”,“最近天气变化大,膝盖有点疼”。
他回答她的永远是“气血比上月足了”,“加了一味当归,苦是正常的”,“给你配两副膏药贴一贴”。
他们的话题永远围绕着她的身体健康打转,仿佛他只是她的私人医生,她只是他的老病号。
但他们心里都清楚,每次她来,调理身体只占一半的时间。
另一半的时间,那道帘子后面发生的事,他们谁都不会提,谁都不会承认,但谁也都没有拒绝过。
那天秀莲在诊室多坐了半个小时。
外面雪越下越大,她坐在方凳上,双手捧着搪瓷缸子,低着头,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不是羞耻,不是后悔,而是一种刚刚经历了一场剧烈风暴后的虚脱与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