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先是第三天傍晚知道消息的。
那天下午他照常在诊所里坐诊,看了两个感冒的,给一个老汉换了膏药。
四点多钟的时候,镇卫生院的老孙骑着自行车来了——不是来看病的,是来串门的。
老孙跟他认识十几年了,每回来杏花村出诊,路过他的诊所都要进来坐坐,喝杯茶,抽根烟,扯几句闲篇。
但这回老孙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对。
他也没坐下,站在门口,把手里的烟掐了,左右看了看,确定诊室里没有别人,才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老陈,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陈继先正在整理药柜,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把一瓶碘伏放回格子里。“怎么了?”
“今天县里有人打电话到卫生院,问了好些事。问你用的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一种叫‘一次性妇科给药指套’的耗材。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听都没听过。那边说,是若兰举报你。”
陈继先转过身来。他的脸还是那副温和平静的样子,银框眼镜后面的目光没有一丝波澜,像是在听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举报什么?”
老孙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举报你以治疗的名义侵犯妇女。老陈,这事到底有没有?”
诊室里安静了片刻。窗外传来大槐树下婶子们的笑声,隔着半条街,隐隐约约的。陈继先把手里的抹布放在桌上,折好,叠得整整齐齐。
他的声音还是那样平稳,不紧不慢。
“若兰这孩子,我从小看她长大的,她八岁那年发烧是我守了一夜。她可能对妇科检查有些误解,我跟她解释一下就好。”
他顿了顿,看着老孙,“老孙,你信不信我?”
老孙沉默了一会儿。“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上面的人信不信。我来就是给你透个信——这两天可能会有调查组下来。你自己看着办吧。”
老孙说完推着自行车走了。车轮碾过巷子里的碎石子,发出沙沙的声响,渐渐远了。
陈继先把诊所的门关上,插上门闩。然后他坐回那把坐了十几年的转椅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像。
二十分钟。
他整整坐了二十分钟。
在这二十分钟里,他把所有的事情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沈若兰——那个八岁发高烧的小丫头,那个他亲手喂过橘子味水果糖的孩子——她是第一个走进那扇门以后,没有继续当哑巴的人。
为什么是她?因为她有知识,有退路。她不靠这片土地活着,她的名声不在这片土地上。所以他吓不住她。
他对那些女人惯用的那些手段——“回去别跟人说”、“村里人嘴碎”、“对你不好”——在她身上通通不管用。
她不怕村里人的嘴。
她连省城都不怕,她还怕杏花村?
他太大意了。
他为她破例了——她是杏花村考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从小看着她长大,他以为她会和其他女人一样,会念着旧情,会觉得他是长辈、是恩人,会把这些困惑和不适默默吞进肚子里,像她们所有人一样。
他忽略了她身上最大的一个变量:她不是那些女人。
她有词汇,她有渠道,她有在省城当历史老师的老公,有在大学里训练出来的那套思辨能力和质疑精神。
他给她的“特殊疗法”说辞,她只要翻开任何一本医学书籍,或者多去两家医院问问,就会彻底崩塌。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那条巷子还是那条巷子。大槐树的树冠在黄昏的光里撑开一大片浓荫,树下的人影已经散了,只剩几个空马扎。
他看了一眼那棵树,然后转身走到药柜前,拉开玻璃门,把那盒避孕套拿出来。
他看了看盒子上印的字——计生办统一配发,免费,每盒十个。
盒子里还剩三个。
他把盒子放在桌上,然后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笔记本。
带锁的,皮面,边角磨得发亮。
这上面记录着五年来的每一次“特殊治疗”——编号、日期、姓名、体征、备注。
所有笔记本里的女人,除了秀莲和若兰,他都只写了姓氏加一个编号,没有完整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