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的铠甲,也是他的绞索。他拿着本子,站了很久。然后他走到后院,蹲在焚化炉旁边,划了一根火柴。
火苗窜起来的时候,他的脸被映得一明一暗。
笔记本的纸页在火焰里卷曲、发黑、化为灰烬。
那些编号,那些日期,那些“配合良好”在火里缩成了一堆轻飘飘的灰。
他拿着那根拨火棍,看着最后一页纸烧成灰白色的灰烬,然后站起来,把炉盖盖上。
回到诊室,他开始收拾东西。
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旧旅行袋,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毛巾、牙刷。
他把存折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活期存折,上面有四千多块钱,是他这些年所有的积蓄。
他把存折揣进贴身的口袋里,把零钱和粮票放进另一个口袋。
他脱下了那件白大褂。
这件白大褂他穿了十几年,洗了无数次,领口已经磨出了毛边,袖口上有一块洗不掉的碘酒渍。
他把它拎起来,抖了抖,然后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检查床上。
他拿起血压计,压在袖口上,又从处方笺上撕下一张纸,拿起笔,在上面写了一句话。
笔迹还是那样工工整整——
“晓月,好好读书。”
晓月,那是她读大学的女儿的名字。
他把纸条放在血压计下面。提起旅行袋,走到门口。关灯。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着那道白布帘子。
帘子在夜风中轻轻晃动,像一个沉默的证人。他关上门,没有锁。穿过巷子的时候,他走得很慢,脚步很轻,像出夜诊一样,不惊动任何人。
走到村口的时候,大槐树在月光下像一个沉默的老人。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他生活了四十多年、行医了二十多年的村庄。
月光下的杏花村安静得像一幅水墨画。然后他转过身,沿着那条白花花的土路,一步一步,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一早,第一个来看病的村民发现诊所的门虚掩着。
推开门,诊室里整整齐齐——药柜的玻璃擦得锃亮,处方笺摞得方方正正,血压计摆在桌角。
但那件白大褂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检查床上,上面压着那张纸条。
人不见了。
消息几分钟就传遍了整个村子。
刘德厚赶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围了一圈人。
他推开门走进去,看着那张空荡荡的椅子和检查床上的白大褂,半天没说话。
他拿起那张纸条,看了看——“晓月,好好读书。”
他把纸条放回去,走出诊所,对围观的人群说了一句话:“都散了吧。”
人群散了,但秀莲没走。她站在大槐树下,手里端着的洗衣盆晃了一下,肥皂从盆沿滑出去掉在地上,她没捡。
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条空荡荡的巷子,看着那扇再也不会打开的蓝漆木门,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长长地、慢慢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她憋了整整两年。
一个月后,镇上调查组来了。
又走了。
陈继先没有抓到——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有人说在县城汽车站见过他,有人说他上了南下的火车,有人说他在邻省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个药铺,改了名字。
都是传言,没有一个被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