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一开始很模糊。混在工地远处的机器轰鸣声和更远处的市区车流声里,几乎可以忽略。
像是有人在搬运重物时发出的响动。或者某种体力劳动。
但我又走近了两步。
那个声音变得清晰了一些。
男人的笑声。
不是一个人。好几个。粗野的、放肆的笑声,带着某种亢奋。
像是刚赢了一场牌局,或者看到了什么让他们格外开心的东西。
然后是另一种声音——有节奏的撞击。
沉闷的。
持续的。规律的。像打桩机在运转。但频率不对——太快了,太密了,不是任何一种工程机械的声音。
伴随着这种撞击的,是金属的呻吟。折叠床被反复承重时发出的那种“吱呀——吱呀——”的声响。
铁框架的铆接处在某种规律性的冲击下松动、摩擦、抗议。
然后——女人的声音。
呻吟。
不是压抑的。
不是痛苦的。
是放开的。高亢的。甚至带着一丝欢愉的——每隔几秒就重复一次的、断断续续的尖叫。
我的脚步停了。
记忆像一道闪电劈下来。
514教室走廊。
那个夜晚。我站在走廊里,刘佩依在旁边假装谈离婚的财产分割。
隔着一扇厚重的木门,那些声音穿透进来——撞击、喘息、呻吟。
同一种模式。同一种节奏。同一种让人心脏痉挛的频率。
我的身体记住了那种声音带来的冲击。条件反射。
心脏立刻开始狂跳。
太阳穴突突地鼓着。视线边缘开始发黑。
手指冰凉了——不是因为冷,是因为血液全部涌向了胸腔,供给那颗疯了一样跳动的心脏。
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靠近那扇虚掩的门。
门缝大约有两三指宽。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走到门口的。可能花了两秒钟,可能花了二十秒。
时间的感知在那一刻完全失灵了。
我的眼睛贴近门缝。
昏暗的灯光。
一盏功率不足的白炽灯挂在板房中央的铁丝上,灯泡上沾满了灰尘和蛾子的尸体,投下来的光是发黄发暗的,把整个空间都浸泡在一种浑浊的、梦境般的色调里。
闷热。空间很小,大概十五六平米。挤了好几张折叠床,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被褥。
空气稠得像一锅糨糊——汗味、烟味、廉价洗衣粉的皂味,以及另一种更浓烈的、带着咸腥的气味,全部搅在一起,从门缝里涌出来,灌进我的鼻腔。
七八个光着膀子的民工围成一个半圆。
他们大多三四十岁。
皮肤黝黑粗糙,被日晒雨淋和长年体力劳动雕刻出的颜色——不是均匀的棕,是深一块浅一块的、带着汗渍盐渍的黄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