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会每天仔仔细死地检查我校服的袖口和裤脚,如果发现一点点的泥点,她就会立刻换下来,用刷子蘸着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是在清除某种看不见的、会传染的病毒。
我能感觉到,那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像一根小小的、看不见的刺,扎进了她的心里。
回到家后,她没有再多问我一句关于王老师的事,也没有再提那张白色的名片。
但她越是这样沉默,我就越觉得,那件事在她心里并没有过去。
我当时只是觉得,妈妈可能就是生气我上课不认真听讲给她丢了人。
我甚至因为王老师后来在课堂上再也不点我名、再也不多看我一眼而感到一丝庆幸和轻松。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妈妈那天晚上,在那间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她看到的,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脾气暴躁的年轻老师,而是一个微缩的、她无力改变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手握着最微不足道权力的普通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仅仅因为“心情不好”,就对她的儿子施加公开的羞辱。
而她却必须依靠另一张不属于她的、更高级的权力名片才能换来儿子最基本的、不被欺负的权利。
她更害怕的,或许是这种胜利的代价。
她用一种自己最鄙视的方式,饮鸩止渴般地解决了一个小麻烦,却也让她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那条看不见的、牵在她身上的线。
她大概是在那一刻,彻底地明白了,想让我逃离这个充满了“王老师”们的、随时可能被羞辱的环境,她唯一能依靠的,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和正直,而是别人,是那个攥着风筝线的人。
网吧那件事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她。
她开始盘问我的交友情况。
“那个李凯,以后少跟他来往,”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心不在焉地给我夹菜,一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听王阿姨说,他爸爸不正经,在外面跟人合伙开游戏厅,不是什么好人家。”她甚至开始限制我放学后的活动范围,不允许我再去学校门口那家文具店,她说那地方人多手杂,乌烟瘴气。
我们家那间屋子,成了她为我建造的一座干净的、却又密不透风的堡垒。
而我们县一中要评省重点的消息,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们这座密不透风的堡垒里。
起初,这阵风与我们无关。
直到有一天,邻居王阿姨在楼道里洗菜时,神秘兮兮地对我妈妈说:“程蕾,你听说了没?咱们财政局老刘家的闺女,今年也小升初,人家不声不响地,直接弄到市一中去了!听说啊,光择校费就这个数!”王阿姨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脸上满是羡慕和嫉妒。
“市一中?”妈妈择菜的手,顿了一下,“那不是要市里的户口才能上吗?”
“哎哟,我的好姐姐,现在这年头,户口算个啥?”王阿姨压低了声音,朝四周看了看,“只要有路子,有贵人帮忙,别说户口了,就是想让校长亲自给你家孩子拎书包,那都不叫事儿!”
王阿姨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进去。
我只看到妈妈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很遥远。
那眼神,像我们家窗外那条浑浊的小河,突然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表面上没什么变化,底下却漾开了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
那天晚上,妈妈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了市一中。
她说,那里的老师,都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那里的学生,毕业了都能考上清华北大。
她还说,那里的孩子,家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不会像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不三不四的人。
她越是这么说,我们家的空气,就越是压抑。
因为我们俩都心知肚明,那个能帮我们铺就去往市里那条路的贵人,是谁。
而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接到那个人的电话了。
绝望,是一种会发酵的东西。
在那个漫长而又安静的冬天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像一个密闭的坛子,把妈妈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发酵成了某种更危险的、叫做侥幸的东西。
而就在我们家这个密闭的坛子即将爆裂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突然被一种更喧嚣、更庞大的、集体的狂热给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