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里的主灯关着,只留着玄关处的壁灯,电视上正播着一档四川话的方言节目。
老妈正盘腿在床垫上,身上换回了那件睡衣,头发随意挽在脑后,手里正拿着那个装核桃酥的塑料袋,一块块检查有没有碎。
听见我开门老妈头也没抬地念叨:“跑哪搭去了嘛,买个茶叶去了一个钟头,我还以为你叫山里的猴子抓走了……咦?你手里提的啥子东西?”
老妈抬起脸看着我手捧进来的盒子。
我腾出一只手把房门锁好,将蛋糕盒子端端正正放在床前的小桌子上。
“能是啥子,蛋糕。”我拉过坐垫,在桌子对面坐下。
老妈眼睛睁大,从床慢慢挪下来,然后用手摸着盒上的红色丝带:“蛋糕?你买这玩意儿干啥子嘛!大半夜的不年不节,买这甜腻腻的东西做啥子?”
我拆开丝带,轻轻揭开白色的纸盖。
一个圆整精巧的鲜奶蛋糕露了出来。雪白的奶油上面点缀着水果粒,中间用果酱工整地写着一行字:祝老妈生日快乐。
旁边立着那根红色的数字蜡烛“46”。
老妈原本还要数落我的话,在看清那行字和那个红色数字的当下卡在了嗓子眼里了。
她好似定在地垫上,眼睛眨巴了两下,看着蛋糕中间的字,又看了看我,脸色发愣懵着,像是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
“生日快乐?哪个过生日嘛……”老妈喃喃自语了一句。
“还能是哪个。”我拿出打火机,火苗冒出来,“妈,你自己算算,今天农历几月几号了?”
老妈有些茫然地说:“今天……今天不是农历三月十八……”
说到这里,她的手落在蛋糕盒边上,眼眶肉眼可见地红了起来。
“三月十八……”老妈念叨了一遍,有些恍惚,“今天……是我的生日?”
“你自个儿的生日,忘得干干净净。”我把蜡烛点燃,火苗在我们之间跳跃,照亮了老妈白净的面庞,“一九七四年农历三月十八,生在青石坎老宅。今年二零一九年,整整四十六岁了,叶老板。”
老妈看着那跳动的火苗,半天没说出话来。
眼泪在她眼眶里打转,一颗颗蓄成了泪珠。
“妈,哭啥子嘛,过生日是高兴事。”我从纸盒边上取出一包塑料餐叉,抽出纸巾递过去,“吹蜡烛,许个愿。”
老妈吸着鼻子,用手背抹了一把,把眼泪蹭掉,又是忍不住骂了一句:“你个背时娃儿……好端端的搞这些名堂做啥子……老娘一把年纪了,半截身子都快埋进黄土里了,过啥子生日嘛。天天在灶台跟前打转,一张脸叫油烟熏得黄,笑起来全是皱纹,丑死个人,点个蜡烛照得明晃的,传出去叫老街那些婆娘笑掉大牙。”
“丑啥子丑,四十六岁的大馆子老板娘,精神得很。”
“妈,在上海那一年,我混得像条狗,被公司扫出门,林夏又卷了行李就走。回宣汉那天从出站口出来,看见你连衣都没换,站在出站口的老榕树下,骂我杵在那儿当电线杆子,我才觉得真正踩在泥巴地上,心里头踏实了。”
那天从宣汉出站口出来,站前广场上坑坑洼洼,停满了拉客的出租车摩托。
我拖着行李箱有些懵,正不知往哪走,就听见老妈在人堆里一声脆吼,骂我眼睛长在头顶上,老娘这么大个活人看不见。
骂完一把拍开我的手,拎起几十斤沉的行李箱,健步如飞,直接扛上了那辆老旧的三轮车。
那一刻,在上海被繁华磨得千疮百孔的心,才算真正回到了家。
老妈吸着鼻子,望着蛋糕那快要燃尽的蜡烛。
火苗被外面吹进来的细风撩拨着,斜斜地偏向一边,烛泪顺着蜡身滑下,一滴滴坠在“生日快乐”四个字上,把奶油烫出几个凹坑。
我接着讲:
“妈你在老街吃了多少白眼,受了多少罪,我心里清楚。你总讲自己是个粗手粗脚的卖包婆,省吃俭用攒下来给我买房成家。可你也是个女人,四十六岁又不是七老八十,往后的好日子多得很。新店马上就要盘整齐活,往后老王家有我顶着,你不用再一个人跟面盆较死劲了。”
“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