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那儿没动。屋里安静,冰箱响了一下,又停。她抬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抹完自己先开口。
“我不是哭。”她说,“我今天风大,眼睛进东西了。”
“行。”
“你别笑我。”
“我没笑。”
她坐了一会儿才站起来,拎起那个帆布袋。
“我明天再跟你说。”她说,“我今天算不下去。”
“明天再说。”
她走到门口,穿鞋的时候背对着我,忽然又说了一句。
“哥,我今天没让别人看出来。”
“我知道。”
她回屋去了。她那间屋的门带上以后,我听见她把窗帘拉了,拉得很响。
礼拜四中午,陶佳过来了。
她今天早上下的夜班,眼睛底下压着一圈青,头发上那道帽子印还没散。她手里捏着一张折起来的纸,进门先把纸摊在茶几上。
纸上写得密密麻麻,是她在值班室写的:一行是她这半年每个月的存款,一行是老家那套房的地址和首付的数,中间画了一道横线,横线底下压着三个字:走不走。
“我昨天夜里写的。”她说,“我们夜班两个钟头巡一次,中间我坐在值班室写这个。写着写着我停住了。”
“停在哪儿。”
“停在横线那儿。”她说,“哥,我昨天说我不敢算,就是这个数——我还剩多少时间。我一个月剩三千三,老家那边差一万一,我得攒三个多月;可三个月以后呢?我手里就多一个证,位子那天他已经给我了,是没有。”
她把纸往我这边推了半寸,推完又收回去。
“你要是我,你走不走。”她说。
“我二十四岁那年,我在厂里站着。”我说,“我没走。”
“为什么?”
“不是因为我聪明。”我说,“是我没地方去。你要问我现在——你要走,我不拦你;你要留,我也不赶你。这两样都轮不到我替你定。”
她看了我一眼,把纸拿回来叠了一下。
“我没让你拦。”她说。
她坐在那儿,把那张纸重新摊开,从兜里摸出一支笔,在横线底下写了一行。
“工位那事,我明天再去找组长问一遍。”她说,“我不问位子,我问班次。他让我顶几个夜班,我就顶几个,顶完了他得按合同给我算钱。”
她又写了一行。
“这间屋我住到年底,一天不差地交租。谁来敲门,我都不接他的话头。”
写到第三行的时候她停了停,抬头看我。
“明年上半年我再考一个证,考高压那边。”她说,“这个证难,我们厂里考过的三个人,两个考了两回。”
她把笔帽盖上,把纸折起来,塞回兜里。
“哥,你别夸我。”她说,“我这不是有本事,是没钱。有钱的人早搬了。”
“你那间屋,合同到年底。”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