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二年,九月。大同城外。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伤兵营。
帐篷是旧的,灰扑扑的,补了好几块,颜色都不一样。门口的帘子半掀着,露出里面昏暗的光线。地上铺着草席,草席上躺着人。一个挨一个,像码好的柴火。有的人盖着被子,有的人没有。被子也是旧的,有的地方硬邦邦的,是血干透了,渗进去,洗不掉了。
空气里有一股甜腻的腐败味。和十一年前在京郊大营闻过的一样。但那时候是假药,现在是真伤。不是假药害的,是来不及治。人太多了。大夫太少了。药太少了。
老周蹲在角落里,正在给一个士兵换药。他的手很粗,动作却很轻。他用的是洗过的纱布,布面上还有没洗干净的黄渍。他把旧纱布揭下来,用水冲了一下伤口,撒上药粉,缠上“干净”的纱布。动作熟练,但不对。
“老周,这是洗过的?”我走过去,蹲下来。
老周没抬头。“干净的。洗了好几遍。”
“洗过的不干净。要用新的。”
老周抬头看我。他的眼睛里有血丝,眼袋很重,像是很久没睡。“新的不够。”
我愣了一下。新的不够。我打开药匣,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纱布,从京城带出来的。我数了数。够用三天。三天之后呢?我看着那些躺在地上的士兵。有的在动,有的不动。有的伤口已经处理过了,纱布是干净的——或者看起来干净。有的没有。伤口露着,脓从边缘渗出来,黄绿色的。空气里的腐败味就是从这里来的。
“老周,把所有人都叫起来。我要检查每一个伤员。”
老周的眼睛微微睁大,显然对这个命令有些意外。“现在吗?他们刚安顿下来——”
“是的,现在。时间拖得越久,伤势可能越严重。”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站起来,走出去。
我开始分类。
一个一个看。轻伤的站左边。还能走,还能动,伤口没化脓,或者只有一点点红肿。中等的站中间。伤口化脓了,但没有发烧,没有扩散,人还清醒。重伤的躺右边。高烧、昏迷、伤口大面积感染、箭头还在里面、肠子露出来的。
我看了将近一个时辰,把所有人分完了。左边站了十几个,中间躺了二十几个,右边躺了十几个。加起来五十多个。帐篷里安静了。那些士兵站在左边、躺在中间、躺在右边,都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老周站在旁边,看着那些被分开的人,没说话。他的眉头皱着,嘴唇抿着。
“老周。”
“在。”
“轻伤的,每天换一次药。用过的纱布不能再用,烧掉。换药之前洗手,用酒洗。”
“酒不够。”他的声音很低。
“那就用烧开的水。放凉了洗。”
老周愣了一下。“烧开的水?”
“嗯。烧开了,放凉了,洗手。洗纱布。洗伤口。”
他沉默了一会儿。“没试过。”
“试试。”
中等的。化脓的。最麻烦。不是最重,但最容易被忽略。不治,会变成重的。治了,能活。
“老周,这些人的伤口,每天清创一次。用酒洗,把脓擦干净。撒药粉。缠纱布。”
“酒不够。”他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更低。
“不够就用盐水。烧开水,放盐,放凉了洗。”
老周看着我。“盐也不够。边关的盐,要从内地运。运到了,要先给兵部,给粮草,给马料。剩下的才到医馆。”
我沉默了一会儿。“那就用烧开的水。清创的时候,刀要烤过。用酒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