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弦指着文章中的一段:“这里说‘北虏之患,在于马政不修’。我觉得不对。北虏之患,不在于马政,而在于人心。北方的百姓为什么愿意跟着北虏跑?因为朝廷的税太重了,他们活不下去了。如果朝廷能减轻赋税,让百姓安居乐业,北虏就算有一万匹马,也打不过来。”
顾长宁看着她,沉默了很久。
“你多大了?”他问。
“十六。”清弦说。她其实已经十七了,但看起来显小,说十六也没人怀疑。
“十六岁就有这样的见识。”顾长宁的语气里有惊讶,也有赞赏,“你师从何人?”
“家母教的。还有一位女先生。”
“女先生?”顾长宁有些意外。
“是的。苏蕙娘苏先生。”
顾长宁想了想:“苏蕙娘……是府城那位苏先生?”
“顾大人认识她?”
“听说过。”顾长宁点头,“据说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女子。你能跟她读书,是你的福气。”
清弦低下头:“先生确实教了我很多。”
顾长宁看着她,忽然说:“沈清,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拿一篇给我看看。”
清弦从袖子里取出一篇文章,递给他。那是她最近写的一篇策论,题目是《论盐铁专卖》。
顾长宁接过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得很慢,很仔细。看完之后,他沉默了很久。
“沈清,”他说,“这篇文章,是你自己写的?”
“是的。”
顾长宁又看了一遍。
“你的文笔很好。”他说,“见解也很独到。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对盐铁专卖的了解,都是从书上来的。你没有亲眼看过盐场,没有跟盐商聊过,不知道盐政在实际操作中是什么样子的。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但——太理想化了。”
清弦沉默了。她知道顾长宁说得对。
“顾大人,”她说,“那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
顾长宁想了想,说:“读书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行路。你要去亲眼看看这个世界,才知道书上写的是不是对的。”
清弦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从那天起,清弦每隔几天就去拜访顾长宁。
她带着自己写的文章去,请他批改。顾长宁批得很仔细,每一篇都写了详细的评语。他不只是改文字,更是指出她思考上的盲点和偏见。
“沈清,”有一次他说,“你最大的问题不是文笔,也不是学识,而是——你太正了。”
“太正了?”
“对。你的文章里,全是‘应该怎样’。‘朝廷应该减轻赋税’,‘官员应该廉洁奉公’,‘百姓应该安居乐业’。这些都对,但——没用。你应该写的是‘怎样才能’。怎样才能减轻赋税?怎样才能让官员廉洁?怎样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策论。”
清弦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顾大人,”她说,“那您觉得,怎样才能让官员廉洁?”
顾长宁沉默了一会儿。
“这个问题,我当了十年官,也没想明白。”他说,“但我知道一点——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要靠制度。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不敢贪’靠严刑峻法,‘不能贪’靠制度设计,‘不想贪’靠道德教化。三个缺一不可。”
清弦把这些话记在了心里。
有一天,清弦在顾长宁的书房里看到一本书,是关于前朝女官林慕兰的笔记。
她的心跳加速了。
“顾大人,”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这本书能借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