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她问我,“一个人说爱你,但不想看到你。爱和存在是分开的。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你不想要她。”
我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很凉,指节分明,骨感而瘦削。她没有回握,也没有挣脱,就那么让我握着,像一只已经放弃了挣扎的鸟。
“后来我工作了,”她说,“我以为经济独立就好了,以为搬出来一个人住就好了,以为离她远一点就好了。但我每次接到她的电话,我还是会回到五岁的时候,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我今天接到她的电话,”她说,“她说她要再婚了,说那个人很好,说他们会搬到加拿大,说以后可能很少回来了。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开心,我听得出来。她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然后她说,‘Max,你已经长大了,不需要妈妈了’。”
“她说‘不需要’。”
Max的声音终于碎了。
不是那种慢慢碎掉的,是那种一直撑着、撑着、撑到最后一秒然后忽然全部碎掉的。
她趴在吧台上,肩膀剧烈地抖动着,哭声从她捂着脸的手指缝里漏出来,断断续续的,像一首破碎的歌。
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
我没有说“没事的”。
因为不是没事的。
她妈妈说的话是刀子,每一把都扎在她最疼的地方。“不需要”“负担”“不要打扰我”——这些词会留下来,像疤痕一样,在她以后的人生里反复出现,在她以为自己已经好了的时候忽然裂开,让她重新疼一遍。
我知道那种疼。
因为我也有。
只是我的疤长在不同的地方。
我的疤长在“不许让别人觉得你不行”里,长在“不能靠任何人”里,长在“哭也没有用”里。
她的疤长在“我是多余的”里,长在“爱和存在可以分开”里,长在“我不被需要”里。
我们的疤不同,但疼是相同的。
我等她的哭声慢慢变小,变成偶尔的抽噎,变成深呼吸,变成沉默。
“Max。”我说。
她从吧台上抬起头来,脸上全是泪痕,睫毛粘在一起,鼻子红红的,嘴唇干裂。她看起来像一个被暴风雨摧残过的娃娃,破破烂烂的,但还在呼吸。
“我在。”我说。
“你一直在。”她说,声音很轻。
“对,我一直在。”
酒吧的门忽然被推开了,进来三个男人,二十多岁,喝了酒,浑身烟味。他们看到吧台边的我们,其中一个吹了声口哨。
“哇,两个美女啊,”他走过来,满嘴酒气,“这么晚了还在,等谁啊?”
Max没有动,她趴回吧台上,把脸埋在手臂里。
我挡在她前面。
“请你走开。”我说,声音很冷。
“哎哟,台湾妹妹,好凶哦,”他笑了,转头跟同伴说,“你们听到没有,台湾妹妹讲话好可爱。”
“我说了,请你走开。”我站起来,挡在Max和那个男人之间。
我一百五十九点七公分,他比我高一个头。
我的腿在发抖,我的手也在发抖,我的心跳快得像要炸开。
但我没有退。
因为Max在后面。
因为Max今天已经碎过一次了,我不会让任何人再碰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