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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要识金山真面目（第4页）

果断决策

在成功老板的心目中，投资环境是否成熟问题上，也有一个抓住时机的问题，既不能在很不成熟时投资，也不能在很成熟才投资。假如投资环境不成熟就投资，难免造成手插在磨眼里，欲退不能，不得不忍痛接下去的窘境。但是假如投资环境己经成熟而仍不敢投资，则会失去有利时机。因此，如何才能抓住最佳时机，是投资者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

1992年内，李嘉诚在内地搞了许多投资计划。1993年，内地因投资过猛，通货膨胀，紧缩银根，抑制过猛的发展势头，李嘉诚的许多计划，包括东方广场计划，也遇到了不少麻烦。于是，有人认为李嘉诚头脑发热，骑虎难下；亦有人认为，李嘉诚在赶时机。

内地的投资条件或许的确不那么理想。李嘉诚虽然是一个稳健派，认为他赶时机还是有几分道理。但他心如明镜，认为投资条件没有绝对的成熟，只要大体成熟就可以了；在向内地投资问题上，赶时机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至于有什么麻烦，不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已经空旷无物的王府井地盘该起楼了。按计划，建成后的东方广场将高达70米，不仅可以俯视昔日皇宫里的一砖一瓦，稍远处的中南海全景亦可尽收眼底。

在香港，已建惯了高楼，不上100米就算不上摩天大厦，这70米，对于香港地主李嘉诚来认为，只能算是小菜一碟。然而，这是首都北京，是中国的心脏。要建这么高的建筑，非同小可，逐渐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早在王府井旧城改造计划出台之初，北京的市民们就已经讨论得沸沸扬扬了。他们担心如此庞大的建筑破坏了北京的人文景观。

其实人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国家规划委员会要求，北京市的规划以故宫为中心，其他建筑必须配合故宫的外观。按规定，从故宫中心点向外望365度的视野范围内，不应见到任何其他的建筑物。故宫的城墙高有3丈，也就是认为，站在故宫内朝外望，只能望到城墙和天空。离故宫的距离越远，建筑物方可逐步升高。

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规定，长安街、前门大街西侧和二环路内侧及部分干道的沿街地段，允许建部分高层建筑，建筑高度一般控制在30米以下，个别地区控制在45米以下。

然而，东方广场大厦在30米以下的建筑高度区内，却拟建70余米高，显然不符合要求。

除此而外，东方广场的土地面积比率超出城市规划要求的7倍，所以这幢大厦不仅是过高了，而且过大了。

为此，专家们大声疾呼，联名上书中央要求依法调整东方广场工程方案。

1994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决定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抑制通货膨胀。对基本建设规模也做出了要求，即缩小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档建筑项目，凡不符国家规定，无正式手续的项目一律要停下来。

东方广场投资额超过了12亿港元（还未计地价），按国家规定，逾亿美元的合资项目，须以市政府的名义向国家计委申请立项，提出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动工前须办理报建手续。然而原北京市政府尚未提出立项，就已开始动工兴建了，更不用认为提交什么可行性报告与申请建筑施工手续这些文件了。再加上中央认定专家的建议有效，东方广场方案被认为严重超过了国家对城市规划的有关规定。于是，1995年新年刚过，东方广场被强令停工。

李嘉诚明白，在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中国政府是不会做出半点让步的。但他又知道，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又不是不可变通的。于是，长实主动与北京有关部门协商修改方案，使项目不致胎死腹中。尽管这样会使东方广场计划遭受一点损失，但绝对不会亏本，只不过是少赚一点罢了。

不久，长实集团便发布声明，表示完全服从中央路线，声明指出：

由于东方广场地段所在地为北京旧城危房改造区，根据北京城市规划法例规定，有关地段必须按规划发展，该地段之内土地使用者，必须服从有关城市规划。长实认为北京市有关城市规划法例极为合理，同时，类似城市规划法例亦在西方国家及香港被普遍采用。任何到中国投资的外商均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任何希望通过国际舆论压力，而使其身处中国法律之外的做法均是不当的。

李嘉诚的积极主动态度，充分显示了他做事果敢，知错就改的行事作风，同时也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

3月11日，李嘉诚向外界宣布，长实与北京市政府的合作非常愉快，只是方案需要修改而已。他强调，在任何地方建任何工程都要经商讨后才能最后确定，东方广场目前遇到的问题并不出奇。

3月12日的《联合报》做了如下报道：

有报道指出长实公司因工程延期及地积比率减小而有些损失，李嘉诚对此的回应是：‘鬼才有损失呢！’他认为，面积多少完全无关系，内地地价与香港地价天与地比。香港地价贵，香港最高时地价与起楼价为十比一，内地则完全倒过来。

……李嘉诚又认为，他现时‘无甚烦恼’，球照打、会照开、开开心心。

李嘉诚既然开心，长实的股东们也就放心了，长实股份并没有多少波动。

一切迹象表明，李嘉诚对所有麻烦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他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事情的转机。

直到1996年6月，形势终于有了转机。东方广场项目由国家计委报经国务院得到批准。东方广场一波三折，几起几伏，但总算大功告成了。1999年国庆50周年前夕，东方广场宣告全部竣工。

从以上的一波三折看，内地的投资环境在当时还不十分成熟，李嘉诚当初迟迟不肯大量投资内地，是有其相当道理的。

但是，李嘉诚与北京市合作的东方广场这一项目，毕竟是前途看好，有利可图，这一项目的合作虽不顺利，对他来认为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因此似乎内地的投资条件已经成熟，或者刚刚成熟。

妙就妙在李嘉诚不早也不晚地在投资条件成熟与不成熟并存的情况下进军内地，太早会导致麻烦无穷，投资亏本，而太晚则会错过大好时机。这堪称一门艺术，而当事人则堪称艺术家。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李嘉诚向内地投资后劲十足、后来居上之难能可贵，更佩服他把握投资时机之恰到好处。

防患未然

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构想和计划都是出自于思考，而且思考得越痛苦，收益就会越大。一个不善于思考难题的人，会遇到许多取舍不定的问题；相反，正确的思考之所以能发生巨大作用，可以决定员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拯救自己的人都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让问题成为人生的拦路虎。

1958年，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公司在塑胶业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李嘉诚也由此获得塑胶花大王的美称。

也许，他应该在这个行业一心一意闯下去，将这个美称继续发扬光大，争做世界塑胶业的泰斗。

李嘉诚却不是这样想的，他心中的蓝图，岂是塑胶花所能包容？生产塑胶花，只是他赚钱的手段，是他基业的原始积累。他的最终目的，是充分展示人生的价值，看看员工的能量究竟有多大？跑得有多远？

要衡量一个老板的前途，不能只看到他在一个小天地的作为如何，而要看他有没有开拓市场的胆识，有没有高远的眼光，有没有超前的智慧。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关于事物盛衰的哲理，并主张人的行为要顺应这种哲理。例如在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周易》及其阐释中，就有这样的论述：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