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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让产品自己认为话（第4页）

50年前，贵公司也是无名的。为了将来，我们现在刚踏出50年的第一步。盛田昭夫坚定地认为，您看着，50年以后，我们会像贵公司一样闻名。所以，不使用我们的‘SONY’，我们就放弃这笔生意。

事后，盛田昭夫回忆此事时认为：

10万台的订单，实在是很有**力的。如果接受那张订单，索尼公司的经济状况马上可以得到大大改善。但是我拒绝了对方。因为我认为，如果不能够以索尼公司的‘SONY’商标在美国市场销售，即使一台不卖也无妨。我的希望是，让全世界认识索尼，让‘SONY’公司的产品行销于世界各地。如果采用OEM的方式，那么这份梦想就永无实现的可能。

后来，印着索尼商标的袖珍半导体晶体管收音机还是打进了美国市场，订单一份份如雪片似地飞来……

人们应该记得，1957年，在东京羽田机场入口处的对面，第一块写着SONY字样的广告牌竖了起来。到了1958年1月，盛田昭夫公司名称正式改为索尼。20年后，索尼品牌成为名牌，索尼公司年营业额达近百亿元，年利润达10亿多美元，其员工有12个子公司，在7个国家设有工厂，产品行销于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后，在欧、美、日消费者中评选世界影响最大的十大名牌产品，索尼仅次于可口可乐而位居第二。

盛田昭夫当初放弃了10万台的订单，但以后，换来了比10万台不知多多少倍的订单，品牌的力量真是巨大啊！

这就是品牌意识，不但重视品牌的价值，更重视品牌的文化精神与独特个性。

品牌则是战略

在历史上，许多产品不需要品牌。生产者和中间商把产品直接从桶、箱子和容器内取出来销售，无需供应商提供任何可辨认的凭证。中世纪后，几经努力，手工业者把商标贴在自己的产品上，以保护他们自己并使消费者不受劣质产品的损害，这成为最早的品牌标记。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的老板们，似乎更重视有形产品，因为供不应求的消费体验使人们对品牌的感受几乎是零。

在当时的国内市场上，有些商品并无注册商标，因为这些企业认为只要货好，有没有商标无所谓。可正是这种无所谓，使很多企业吃了大亏。

杭州的龙井名茶，以其独特的风味行销于日本市场。可当杭州龙井茶畅销之际，日本有关部门通知杭州厂家不准再用龙井商标，日本已有一家企业将其商标龙井注册。中方企业和外贸部门曾多次与日方协商，要挽回局面，但日方的回答只有一个字，不！无奈，杭州龙井茶只好饮恨退出日本市场。

甘肃省的《读者文摘》发行量为我国文摘类刊物之首，深受读者欢迎。因为没有将刊号注册登记，被美国一家杂志在我国抢注，就这样，红红火火的《读者文摘》只得忍通割爱被迫于1993年7月1日改名为《读者》。

第一汽车制造厂曾生产了中国第一辆汽车。几十年来，他们从未想到给其东风牌汽车注册。东风商标，竟被一个小厂抢注，后在国家有关部门的调解下才得以圆满解决。

20世纪末，随着境外品牌与合资品牌对中国民族品牌的兼并与吞食，中国的老板开始把品牌看做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

人们的品牌意识已越来越浓厚，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都一样。世界著名品牌战略研究权威彻纳东尼和麦克唐纳教授在《创造强有力的品牌》一书中指出，一个企业的品牌是其竞争优势的主要源泉和富有价值的战略财富。

作为创业者，员工能否创出一个能在市场立足的品牌，决定了员工的事业能否在市场上长期立足。

经过10年的发展，娃哈哈品牌价值达21．79亿元，成为中国著名品牌。世界第六大食品集团——法国达能集团和香港著名投资商百富勤投资集团，提出同杭州娃哈哈集团合资经营。娃哈哈人直接提出合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合资后仍打娃哈哈的牌子，产品包装不打中外合资的字样；第二，合资后，董事长、总经理仍由娃哈哈方面担任；第三，45岁以上中老年职工一律不准辞退；第四，娃哈哈原有退休职工的待遇不变，现有职工的收入只能递增，不能减少。

娃哈哈在合资谈判中提出了如此原则的问题，最后，竟能使对方欣然接受，而且很快将4500万美元提前一次性到账，这不得不让人颇感几分意外。但是，知名品牌就是这么威风，只要名牌在手，不怕鱼儿不自动上钩。

品格也是品牌

李嘉诚一生慷慨捐献无数，这些善行义举无疑体现了李嘉诚的人格和品德，同时也为他和他的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和企业品牌效应，为他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无形资产。从某种意义上认为，这个无形资产要比有形资产更昂贵更具价值，因为，谁不想与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结成商业伙伴，谁不愿意与这样的人做生意呢？

当然，如果有人以为李嘉诚的善行义举仅仅是为了商业目的，谁就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公正地认为，在这方面，李嘉诚既非毫无商业目的的捐献者，也不是那种一切从商业目的出发的投资家，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让我们从1978年9月底，李嘉诚作为港澳观礼团的成员，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这件事认为起。

这是李嘉诚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也是他逃避战乱远走他乡的38年来，第一次踏上祖国内地的土地。

那时的李嘉诚，已是香港颇有名气的实业家，正处于迈上香港巨富三级跳的助跑阶段。除了有关官员，北京没有谁知道李嘉诚，就连香港商界泰斗包玉刚，当时也鲜为人知。

这样也好，可以自由自在地观光游览。不像现在，只要李嘉诚一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会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时值10年动乱结束不久，李嘉诚对往昔的传闻记忆犹新。他告诫自己，到了北京，千万得谨慎小心，不可对政治妄加议论。他特地为自己赶制了一件中山装，他不想穿得太显眼。

李嘉诚急需了解祖国内地，内地也需要了解这些在海外建功立业的游子。

观礼团受到国家老板人的亲切接见，游览了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十三陵、长城。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李嘉诚从首都人的精神面貌上，预感到中国将会发生巨变。

同时，他又从街景、车流、人的服饰等表层现象，看出内地的贫穷落后。首都如此，乡村就更不消一谈。

以往，他透过传媒，对内地贫困并不陌生，现在亲眼目睹，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该为祖国为家乡做些什么？这一问题时时萦绕在他的心中。

这年底，李嘉诚从家乡的来信中，获悉潮州有很多返城的黑户，或露宿街头，或挤在临时搭起的矮棚笼屋栖身。李嘉诚深为不安，马上复函至家乡政府，提出捐建群众公寓，以缓解房荒之急。

幼时，李嘉诚随父读过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在香港，他承建的楼宇近千万平方英尺，却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与杜甫的诗联系一起，因为是出于商业利益。捐建群众公寓，虽不可根本上解决房荒，也算是为家乡父老尽了绵薄之力。

群众公寓两处共9幢，4～5层不等，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安排住户250户。李嘉诚共捐资590万港元，工期分几年完成，陆续迁入新居的住户无不欢天喜地。

1979年，李嘉诚回到阔别4O年的家乡。在潮州市政府举行的茶话会上，李嘉诚认为出一席感人肺腑的话：

我是1939年潮州沦陷的时候，随家人离开家乡的，至今已经有整整4O年了。40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踏上我思念已久的故乡的土壤，虽然一路上我给自己做了心理准备，我知道僻远的家乡与灯红酒绿的香港相比，肯定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绝对没想到距离会是这么大。就在我刚下车的时候，我看到站在道路两边欢迎我归来的，我的衣衫褴楼的父老乡亲们，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痛得不想认为话，也什么都认为不出来，认为真的，那一刻，我真想哭……

李嘉诚认为到此时，已泪水潸然。

回港后，李嘉诚与家乡飞鸿不断。他在信中恳切道：

乡中或有任何有助于桑梓福利等，我甚愿尽其绵薄。原则上以老板同志意见为依归。倘有此需要，敬希详列计划示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