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缓缓把手放了下来,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一种被强行压制的、极其不自然的平静。
何业飞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嘴角那个笑还挂在脸上,但眼睛已经不看任何人了,只盯着地板上的一滴血——那滴血是从他颧骨裂开的口子里滴下来的,在木地板上晕开了一枚边缘不规则的深红色痕迹。
吴媚站在沙发旁,双手垂在身侧,手指在微微发抖。
她的目光越过警察的肩膀,落在戴秋文身上,他看到她的嘴唇在动但没有发出声音。
她是在说一个词——他看懂了她的唇形。
她说的是“对不起”。
戴秋文没有看她。
他低头看着怀里方若琳静止的脸,她闭着眼睛,表情比她活着的时候更平静——那种被生活反复碾压却始终没有低头的、带着英式中文特有韵律的平静,终于在她脸上变成了一种彻底的、再也不会被任何东西打扰的安宁。
他慢慢地把她的身体从自己臂弯里放下来,轻得像是怕惊醒一个刚睡着的婴儿。
他把她的头放在地板上,从书架底层抽出一本厚书垫在她后脑勺下面,然后他站起来,看着冲进来的警察,抬起了双手,掌心朝向天空。
“人是我打的。”他的声音很稳,低而清晰,“她——方若琳——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走的。我在她口袋里找到了药瓶,喂过药但没成功。你们可以调监控,整个过程都在录像里。我配合调查。”
最前面的警察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地上那具身体,然后回头对身后的同事点了点头。
一个警察蹲下来检查方若琳的颈动脉和瞳孔,片刻后摇了摇头。
另一个警察走到何业飞身边,用对讲机跟外面通报了情况。
戴秋文跟着警察走出会客室的时候,吴媚站在门框边。
她的驼色大衣还敞着,里面的高领打底裙在腰侧有一道细细的褶皱——那是刚才她冲过来抱住他手臂的时候被他的膝盖蹭出来的。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睛里有湿的东西但没有掉下来,嘴唇抿成一条线。
“妈,”戴秋文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停了一步。他的声音压得极低,低到只有她能听见,“你选好了,是吗。”
吴媚的睫毛颤了一下。她把目光从他的脸上移开,落在了走廊尽头某扇窗户透进来的白光上。
“选好了。”她说。
戴秋文没有再说任何一个字。
他跟在警察身后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合上的时候他透过最后一道缝隙看到吴媚还站在走廊里,驼色大衣的下摆在穿堂风中轻轻地贴了一下她的小腿又松开了。
电梯下行。
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地跳下去,跳到他第一次和方若琳通电话那天他坐出租车去她那个老旧小区时走过的那些高度,每一层都带着记忆里那个老旧小区楼道里的气味——洗衣粉、老抽酱油和旧墙皮的混合气息。
他靠在电梯轿厢的金属壁上,闭上眼睛。
方若琳最后说的那三个字在他耳边反复回响:“你赢……”她没有说完。
他想过那个省略号后面可能接的是“了”字,也可能不是。
也许是“你赢了”——她是牛津的博士,那种在绝境中还能保持清醒头脑的女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说的话不会是无意义的。
她是在确认他赢了,确认他作为和她一样的人,完成了某种他们已经心照不宣了很久的征程。
也许是别的什么。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警局问话持续了将近六个小时。
监控录像被调取、播放、分析、备份。
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是方若琳死于急性心肌梗死,诱因可能是情绪剧烈波动和身体疲劳积累。
何业飞那一巴掌被认定为直接诱因,但“导致死亡”的法律因果关系在鉴定报告中被表述为“间接关联因素”。
戴秋文打何业飞的那两拳被认定为互殴,在监控中可以看到何业飞先动手扇了方若琳,戴秋文的暴力行为被定性为“阻止正在进行的暴力行为时的过度反应”。
他在警局隔壁的临时留置室里待了三天。
这三天里他没有见过吴媚。
唯一来探望他的人是公司的一名律师——戴着细框眼镜的年轻人,语速极快地说着“初步定性对你很有利”“不出意外明后天就能出去”之类的话。
戴秋文靠在折叠床上听着,然后问了一句:“我妈有没有来过?”
律师推了推眼镜,迟疑了一下。“吴女士没有来。但是她托人送了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