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门框发出极轻的吱呀声,那纸门关上时带起的风扑在我后背上,凉凉的。
我靠在门上,看着那白晃晃的光从那门缝里透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道细细的、亮亮的线。
门外有声音。
是膝盖落在地板上的声音——她又跪下了。
那手拍在门上的声音,一下,又一下,又一下,不重,可一直在。
她的哭声从门外传来,隔着那层纸,闷闷的,像沉在湖底隔着厚厚一层的水。
她的声音又从门缝里挤进来了:“你出来……你出来听我说,良子,我对不起你,可我真的想要伤害你……我是为了……为了我们……”
我没有说话。
那沉默从门的这边传过去,像一堵墙,又像一层雾。
那拍门的声音从一下一下变成断断续续的,从那急促的拍变成那无力的滑。
她在叫我的名字,一遍一遍的,那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哑,像那快要用完的电池,灯一闪一闪的,就要灭了。
“你走吧。”我说。那声音从我的喉咙里出来,不高,不低,平平的,没有起伏。“我不要再看到你了。”
门外一瞬间安静了。
那拍门的声音停了,那叫我的名字的声音也停了。
只有那呼吸声,那细细的、颤颤的、像什么东西在裂开的声音,从那门缝里传进来,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
那脚步声很轻,很慢,从那门口挪开,一步一步地,往外走。
又过了一会儿,那脚步声从门前的走廊移到客厅,从客厅移到玄关。
接着一阵凉凉的、带着雪气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扑在我脸上,凉凉的,像那看不见的手。
似乎是她打开了大门,我仿佛看到她踟蹰在门口,那张美丽精致的俏脸正梨花带雨地看着我。
可就在我忍不住即将回头的瞬间,咔嗒一声,风没了,门关上了。
那屋外安静了。
什么都没有了。
她走了。
那之后的日子,像一碗放凉了的粥,稠稠的,腻腻的,什么味道都没有,可就是咽不下去。
我整日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盏灯,从早看到晚,从晚看到早。
妈妈一开始像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一样。
她照常上班,照常做饭,照常在客厅里看书。
平时她偶尔会提起刘燕,是在饭桌上,夹了一筷子菜,像是随口说起来的:“她怎么忽然就走了,东西都没收拾完,那几件睡衣还晾在阳台上呢。”
那语气淡淡的,像在说一件不太要紧的事情。
我没有接话,她也没有追问,只是把那晾干了的睡衣收下来,叠好,放在客房的柜子里,似乎是等着什么人回来取。
后来,似乎是从二狗子那里,她大概知道了些什么。
一天早上她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杯刚刚泡好的咖啡,看着我从卧室里走出来。
“良子,”她说,“你过来坐一下。”
我坐下,她看着我,那右眉微微抬着,那嘴角那丝弧度弯着,可那抬着的弧度里,那弯着的弧度里,没有平日的冷,只有一种被什么东西泡软了的、像那放久了的茶叶一样的软。
“有些事情,”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二狗子他——”她顿了顿,像是在斟酌什么,“他也是无辜的。那酒里被人下了东西,妈妈后来睡得死死的什么都不知道,二狗子他,他也是浑浑噩噩的,都不知道那晚到底在做什么!”
妈妈的语气里带着怜惜和关怀,可我却感受不到丝毫的歉意与温度,仿佛她是在演戏。
多年来,我虽已了解母亲的为人,了解她身为律师的所谓公平公正背后藏着的自私自利,可如今她这种装模作样的关切对我来讲却比冷漠更绝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