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最高一排,能看到整个操场,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远处的食堂烟囱冒出白色的蒸汽。
掏出手机,翻了通讯录,不是”131”——是”妈”。
按下了拨号键。
嘟,嘟,嘟,每一声都像在胸腔里震。
接通了。
“林林?吃饭了吗?”——语气正常,没有气喘,没有异常。
“吃了。你呢?”
“正吃呢。咋了?”
“没事,就问你周末有没空。”
“周末?咋了?”
“学校说要家长签字,那个实习鉴定。”
“哦,那你寄回来吧。”
我想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尽量随意的语气问:“你周末在家吧?”
沉默了一秒。
“在啊。不在能去哪儿。”
她的回答太正常了。正常到我找不到任何破绽。但正是这种”太正常”让我更加不安,如果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她不需要用”在啊”来回答一个本来不需要解释的问题。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看台上,手机在手里翻来覆去地转。太阳照在脸上,我眯着眼,看着远处跑道上踢球的人影。
我做了决定:这个周末回家一趟。
坐在看台上,风从操场的另一边吹过来,把地上的草压出一道一道的波纹。
我把手机塞回裤兜里,站起来,膝盖有点发僵。
看台的铁皮座椅被太阳晒得温热,坐久了屁股底下一片暖意。
我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没有灰,铁皮座上什么都没有,但手还是拍了两下。
走下看台的时候,踩在一级一级的水泥台阶上,脚步比他想象的重。
每一步都像在确认什么。
***
傍晚的图书馆,我没有去自习。
坐在二楼靠里的一个角落,面前摊着一本书,但我在看的是自己的手机相册。
暑假里我拍了几张照片,那是趁母亲不在家时拍的。
一张是衣柜里那件浅黄裙的局部,领口内侧的品牌标签。
一张是母亲手机屏幕,通话记录页面,131号码的那条记录。
我不是侦探。我不知道这些照片有什么用。但直觉告诉我:要留下证据。
我试图在记忆中组织时间线。
4月10日周五晚上,母亲很晚回来,化了妆,穿银灰套裙,拎陌生皮包。
4月11日周六,母亲一整天没出门,在家做饭、看电视。
4月12日周日,我返校,母亲没送我,只是站在门口说”到了打电话”。
然后我开始往前推。在那之前,母亲有没有其他反常?
,3月底,她说去平阳谈赞助,去了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