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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韩愈论史官书（第1页）

【与韩愈论史官书】

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槁，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1？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2，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3？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独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4。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5。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6”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7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8”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1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以为随便用史馆修撰这个职务作为你韩退之荣誉头衔的呢？

2近密地：接近机密的地方。

3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这和做史官而不履行职责，只是取得荣誉的称号、有利的俸禄有什么不一样呢？

4赤：诛灭无余。

5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班固因为不管束下人而死于狱中，崔浩因为修史，自以为正直，暴露北魏主拓跋氏先祖丑事而被灭族。

6磊磊轩天地：卓越非凡、顶天立地。

7忍恣：能够容忍而任其放纵恣肆。

8行且谋：说先干着，再考虑考虑。

柳宗元这一篇文章主要是针对韩愈的，韩愈在元和八年六月担任史馆修撰一职，不久，他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正直，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单看文章形式，至少《与韩愈论史官书》，可说文采胜于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韩书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非细绎篇中借古说今的讽谕矛盾，就难以明白个中真意。柳书则不然，有话直说，对韩书的每一论点，都明白驳斥，行文的逻辑助长了立论的气势，令读者不由得对他的文章表示欣赏。问题在于，韩柳辩论的焦点，知其为是如何做史官，而非比赛做文章。自从东汉明帝将“国史”等同于官史，到唐太宗完善史馆体制，“国史”必由官修，而史官必须仰承权力者的鼻息，无论德才学识是否称职，但能将历史制造得适合当前政治“以古为鉴”的主观需要，便是高明的奴才，必得君主僭主或执政的褒奖。韩愈深明此道，所以晋职史官，可能被命为“判馆事”的首席史官，反而感到陷入权力角逐的漩涡，深感恐惧，不料遭到柳宗元的批判。柳宗元熟悉韩文，知道韩愈喜欢说名应符实。于是向弱点进攻，指出史官不过“以名为褒贬”，而韩愈对正名也感到恐惧，那末真要监督人事或者决定人事，就是说必须循名责实或重视实至名归，他若洋洋得意，心安吗?批判是严厉的。但假设是假设，韩愈还没有“扬扬入台府”，而是终身都没有享受在御史台和政事堂“美食安坐”的荣耀，虽然前面那些假设都是韩愈一生梦寐以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