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那条毛巾还没收,就那么站在这一头。那边静了有半分钟,只有楼下那条街上过去一辆车。然后她转过身来——她转身的时候看见了我。
我们两个人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站着,中间隔着一道半人高的板子。
“哥。”
“嗯?”
“你今天睡得晚。”
“我收东西。”
她把手机攥在手里,站着没走。板子上头那截铁皮反着一点路灯的光,照在她脸上。
“哥,我问你一句话。”她说。
“你问。”
“你要是二十四岁,你会怎么办?”
我把手里那条毛巾搭在栏杆上。
“我二十四岁那年,我在厂里站着。”我说,“一个月三百八,住八个人的宿舍。我那时候想的是下一顿饭,不是五年以后。”
“那不一样。”
“一样。”我说,“你想的不是走不走。你想的是这一步你迈不迈得出去。”
她没说话,把手里的手机在掌心翻了个面。
“你那时候有房吗?”她问。
“没有。”
“你怎么弄的。”
“干活。”我说,“我在厂里干了六年,攒下第一笔,二十八岁把这两间屋接下来。”
“难不难。”
“难。”我说,“难的时候我就想一件事:我从哪儿来的。”
“那张表,你去要那个章。”我说,“天底下求人办事不算丢人,丢人的是该办的事到手里了,因为不好意思没办成。”
她隔着那道板子看了我两秒。
“他要的东西我不给。”她说。
“那是你的事。”我说,“章是他的,表是你的。你把这两样分清楚。”
那边静了一下。她把阳台上的两个衣架收下来,叠在一起,又蹲下去把地上一个纸箱踢到墙角。
“哥,我明天去找他。”她说。
“明天他上班?”
“他礼拜天也在。”她说,“他天天在。”
“你去。”
“我不是去要他。”她说,“我是去要盖章。”
她说完进了屋。那边阳台的灯灭了一格,她那间屋的窗帘跟着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