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急,是因为这个片区里剩下的人家不多了;我不急,是因为我手里还有三份合同。
可这两样东西不是一回事——他们不急,是等着收;我不急,是等着熬。
守住和不守住,不是一回事;卖得早和卖得晚,也不是一回事。
我做事只有一条规矩:一码归一码。
房子是我自己一砖一瓦住出来的,不是谁赏的。
今天我心里冒出两个字,是我头一回把它们摆在一块儿想——高点。
我不守到最后,我要卖在高点上。
收租本翻开是这个月的页。
上面三行名字:602主卧,林晚,3000;604主卧,叶柔,3000;604次卧,陶佳,2600。
这三行名字我都认得,谁的字、谁的钱、谁什么时候交的,我闭着眼睛能说出来。
这三行要是划掉,这个本子就剩一页纸。
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我把烟摸出来,抽了一根。抽完我把那张纸重新折起来,压回收租本底下。
我又把手机翻到小王的号,手指头停在那一页上停了半分钟,没按下去。
夜里八点多,陶佳又来敲门。
她这回带着手机。
“哥,你看这个。”她说。
屏幕上是微信,一个头像,备注是“小琴南边”——她以前的工友,两年前去了南方。
小琴发来的是一张招聘的截图:一个电子厂招技术组,包住,两班倒,包吃一餐;底下几行字她拿指头划给我看——技术员,要求有中级电工证,工资到手九千,满勤再加两百。
“这个数是到手的。”她说,“她说那边扣完五险一金就是这么多。”
她自己算过一遍:她在这边到手七千五,房租两千六,水电摊两百,吃饭三百,家里一千,一个月剩三千三。
过去那边包住、包一顿饭,房租那一笔直接省下来,她说她一个月能剩六千多。
“我算的都是最少的。”她说,“她说那边加班多,加满了能上一万出头。我不指望加班,我就按九千算。”
“她有中级证,我也有。”她说,“我今天下午在洗手间里给她打了个电话,打了八分钟。”
“你问她什么。”
“我问了三点。”她说,“我问那边什么时候能进,她说随时,她那个组缺一个人已经缺了半个月;我问要什么材料,她说证、身份证、体检表;我问住的地方,她说厂里有宿舍,四个人一间,住厂里不用花钱。”
她把手机收回去,攥在手里。
“哥,我算过了。”她说,“这个月二十八我走。还有二十来天,够我把这边的事办完。”
“你打算怎么跟组长辞?”
“我提前三天跟他说,写张纸递上去。”她说,“我不吵架,也不求他。我把手头的活交清楚,该交接的交接,走的时候我打个招呼。我在这厂里干满三年,我走的时候要干干净净地走。”
“你那些东西怎么运?”
“两个纸箱,一个行李箱。”她说,“我这两年攒的东西不多。旧衣服我不带,书我带走,那张折叠椅我说了搁你这儿。”
“你想好了?”
“我想好了。”她说,“我不是赌气走的。我今天坐在打包那边八个钟头,我把这件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我留在这儿,我的名字已经定死了——就是那个他的把柄去要章的人。我在车间里干活干得再好,明年评先进也没我的份。”
“那你妈那边你怎么说?”
“我还没跟她说。”她说,“等她那边定了工资我再跟她说。我要是现在跟她说,她得问我辞没辞、押没押、有没有人欺负我。她问一句我能答,问三句我就答不上来了。”
“你那间屋的事我给你说清楚。”我说,“押金两千六全退,房租按天算,你想哪天走,提前三天跟我说一句就行。屋里那些东西你自己收拾,你要是有不想带走的,搁我这儿,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来拿。”
“那把椅子呢?”她说,“那是我自己买的折叠椅,二十八块。”
“你带走。”我笑着说。
“太沉了。”她说,“搁你这儿吧,你要是嫌它丑就扔了。”